水浒传（田连元）

中国历史上发作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，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妥协的守旧和经验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，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，只有《水浒传》。《水浒传》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妥协时，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，起义军战胜朋友，不只凭勇敢,还靠聪慧。《水浒传》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，“三打祝家庄”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，毛泽东曾经赞扬“三打祝家庄”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。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争中能够重视考察研究,对敌分化瓦解,并采取打进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，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。《水浒传》中有关战争的描写，可与《三国志演义》相媲美。清代刘銮的《五石瓠》里说：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“日使人说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诸书，凡埋伏攻袭皆效之”。　　《水浒传》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，固然说得不十清楚确，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“八方共域，异姓一家”，不管什么出身“都一般儿哥弟称呼，不分贵贱”的理想。联系到他们“杀富济贫”的行动，表示了人民支持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，支持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，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，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看。《水浒传》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“忠义”。这里所说的义，它在某种水平上注进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品德观念，这一点，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。明人郎瑛就说过：“逆料事先非礼之礼，非义之义，江必有之。”这实际上是说《水浒传》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。在中国封建社会里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，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，免受暴力的欺凌，自然发作一种团结御侮的愿看，这种愿看，在为生活所迫、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，反映得尤为强烈，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进而至于“雪中送炭”、“杀富济贫”，都是“义”的表示。因此，《水浒传》中所写的义，在特定的环境中，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，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“义”。但是“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位置的思想”。所以《水浒传》里的“义”，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位置和作用。《水浒传》里的“忠”，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，但它又有忠君思想，在很多场所里，“忠孝”这种封建伦理小节被放在首位，而把“义”置于主要位置，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品德的表示，梁山泊一些妥协性最强、革命最果断的人物，终极也难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随着宋江接受招抚，义气服从了忠君，就是《水浒传》所写的“义”自身具有严重缺陷的证实。